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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2 13:40:31北京晚报
“压箱底的宝贝”是这么留下的
发布时间:2018-07-22 13:40:31 文章来源:北京晚报 网络编辑:奚小荻

  今天上午,人们在元大都遗址公园散步健身。景一鸣 摄

  1983年1月14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报道,使元大都土城保护走进公众视野。

  1983年2月24日的《北京晚报》,报道了市人大对元大都土城保护的关注。

  回首《北京晚报》的60年,每每提起《北京晚报》文物保护的报道,老读者们总会想起1984年轰动一时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其实,北京市民对文物古迹的关注和保护意识,大约是在1983年开始复苏的。那一年,《北京晚报》报道了几件大事,可以说是“修我长城”活动的前奏。通过元大都、周口店等文物古迹破坏情况严重案例的探访,晚报记者把文保意识注入到这张地方特色浓郁的报纸上,这种意识也传承至今。

  文保选题就在身边

  “1980年晚报复刊,那是一个探索和发展并存的年代。”64岁的李沙青,将一张泛黄的老报纸摊在面前铺开,《元大都土城在呻吟》——1983年1月14日头版的一篇老新闻,把他带回到旧时光。

  1983年,29岁的李沙青是《北京晚报》新闻组组长,那时除了文化、体育新闻,其他类型的新闻都是新闻组来负责采写。全组加上实习生大约20人,所面对的是一张每个版吃稿量4000来字的新闻纸,一个版上要涵盖大约8条以上的新闻。自复刊以后,该写什么,百姓关注什么,新闻组的记者们不断探索。“目光聚焦北京,做与百姓密切相关的新闻,强化连续性报道。”调子定了,李沙青说,北京是文化古都,关注文物保护的念头就是在那时萌生的。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在1983年还没有公园的建制,称元大都土城遗址。1957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后,一直无法被真正保护起来。环抱在田野间的,只是连绵的土山包。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被破坏得支离破碎了。李沙青说,当时没有人向北京晚报反映这一现象,那时的人们刚刚从“破四旧”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文物保护意识非常弱,摆在眼前的大问题,很难看到。“文物局也非常着急,可当时是没有办法的。”元大都土城遗址遭到严重破坏,土城及绿地被侵占近六分之一,土城遗址上营造的防护林木,已被私砍滥伐一万五千多株。李沙青从文物局拿到了惨烈的数据,开始了以步丈量的采访。

  七个感叹号是走出来的

  李沙青至今记得,当时他从蓟门桥的明光村出发,一路向北,再拐弯向东,沿着元大都土城遗址一路前行,直至和平里火车站西侧,把每一步、每一个场景详细地记录下来。

  元大都土城遗址地跨多个区,很多地方都被当时的东升公社、塔院公社等单位私圈起来。从山上砍伐下来的树木用于盖房,甚至为了方便建筑,土城被切削成了陡壁。沿着土城的护城河畔堆满了垃圾,河道最窄的地方一脚都能跨过去,护城河更名改姓,人称“土城沟”。

  “我和生产队说起这些问题,被人家当成傻子。”在人们眼里,这些都是正常的。离开元大都,李沙青立即返回报社,写下了《元大都土城在呻吟》,导语的前几个字是“一个惊人的事件”,一语否定了众人认知中的稀松平常。“土城遗址上的防护林带在呻吟!”全文不算长,却打下了七个感叹号,像一记记要唤醒人们文保意识的重锤。通篇所考验的不是记者的观察力,而是一张报纸对一座古城的责任心。

  《应坚决制止破坏文物的行为》刊发于1983年2月24日,同样在头版,同样在说元大都。李沙青一个多月前的走访,引起了市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第二次走访的时候,就不是我自己去了,我陪同市人大常委会20多位委员一起去。”

  “情节严重,必须有法必依,坚决制止,严肃处理。”二次走访后,在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座谈会上,委员们言辞激烈。后来,市人大常委会会同市政府组织特别调查组,来彻底解决土城遗址的破坏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李沙青再次走访元大都土城遗址时,连绵的“土山”已经披上了绿植。他的报道不仅保住了一处遗迹,更凭借着晚报的影响力,随着人们的街谈巷议,随着更多报刊的转载,把文物保护意识的种子,重新在大众心里发芽成长。回忆始末,李沙青只是感慨当年,“这是元大都仅有的地表存留物了。就那么点土,再挖几铲子,这代东西在我们手里就没了。”

  2003年,朝阳区、海淀区段依托文物,将绿地改造成了公园,这就是现在的元大都(土城)城垣遗址公园。2006年元大都从市级文保单位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没有1983年这篇七个叹号的报道,元大都的破坏没有及早止住,如今每年市民、摄影爱好者们都要去的“海棠花溪”等网红景点,恐怕都要成空谈了。

  接过前辈们的“笔杆子”,北京晚报记者从没忘记对文物保护的关注。2011年10月24日《北京投巨资治理周边河流 水质有明显改善》一文,倾注了本报大量年轻记者的心血。那一年通过连续报道,本报关注了北京六环内的北小河、清河、转河等多条城市河流存在的问题,其中也关注到了流经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的小月河,比起关注,更是推动。

  对于元大都的关注是细致入微的,甚至关注到了每一棵树。2017年4月16日,晚报记者采写了《赶紧给元大都公园的树打药吧》一文,附近居民反映公园内一棵树上有不少虫子,记者通过走访、求证专家来推动了问题的解决。

  一封求助信来自周口店

  1982年底,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求助信,送到了国家文物局。“北京猿人遗址南边不到50米的距离内,周口店公社水泥厂昼夜排出浓烟、粉尘,已经对遗址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时任《北京晚报》本市新闻组记者苏文洋,看到这封“求助信”后,立刻前往周口店采访。现场看到的情况,远比报告中描述的严重。苏文洋一行到来时,该水泥厂正在进行扩建,而且工程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距离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遗址仅有200米,而用火遗址即十三号地点,早已经被水泥厂破坏殆尽。”

  苏文洋在采访中得知,遗址附近山区出产的矿石磨成石粉,是制作水泥的上好材料,而这个水泥厂也是当地的主要经济来源。其实对于遗址当地人也是心知肚明,可是在他们眼中,遗址的文化价值,远远赶不上水泥厂带来的“真金白银”,“可以说那个时候,当地没有保护文物的意识。”苏文洋说。

  1983年1月11日,北京晚报以《来自周口店的紧急报告——北京猿人遗址受到严重威胁》为题报道了此事。报道刊发十天后,本报从房山县了解到,水泥厂的扩建工程已经停工。此后,本报又在同年的10月15日,报道了房山县为保护周口店遗址,将迁走污染文物的工厂。在1985年12月,本报得到消息,周口店水泥厂已经停产,将在第二年迁入新址。

  如果把苏文洋的报道比作石子,那么刊发之后社会各界的反应就像涟漪一样,一层层荡开。就在周口店的首篇报道刊发之后,本报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周口店的报道刊发一个月后,时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廖沫沙同志就在一次谈话中提到,“在北京的北京人,应该爱北京的一切,包括地上地下的文物。爱护国家文物,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民族是否有文化的象征。”

  的确如此。文物古迹饱含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我们读懂一座城的发展脉络,如同了解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北京晚报》热爱着北京,一代又一代的晚报记者,通过文物保护在内的各种视角,呵护着北京的变迁,延续着对无双家山的一片深情。本报记者 景一鸣 张群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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