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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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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2016-10-31 03:20:22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16-10-31 00:00:00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网络编辑:刘照辉
【导语】1977年2月7日,著名翻译家、杂文家徐懋庸先生因病逝世。3月初,家属收到有关方面通知:“徐懋庸同志犯有严重错误”,不许开追悼会。后来,追悼会补开了,不过时间已是1979年4月12日,距他逝世超过了两年。

 

  游宇明

 

  1977年2月7日,著名翻译家、杂文家徐懋庸先生因病逝世。3月初,家属收到有关方面通知:“徐懋庸同志犯有严重错误”,不许开追悼会。后来,追悼会补开了,不过时间已是1979年4月12日,距他逝世超过了两年。这一次,他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国文艺界和社会科学战线的老战士”,悼词中说:“徐懋庸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坚持真理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

  徐懋庸一生的荣辱都与鲁迅相关

  1911年1月15日,徐懋庸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下管镇一个贫苦手工业者家庭,从小聪颖好学,5岁即进入本村方山小学就读,成绩不错。因为家境原因,高小毕业后即辍学。1926年徐懋庸参加了大革命,后遭当地政府通缉,逃亡上海,考入国立劳动大学半工半读。毕业后任教于浙江临海回浦中学。在此期间,他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模仿鲁迅的风格创作杂文,惟妙惟肖。1932年11月,徐懋庸翻译的《托尔斯泰传》出版,他当即决定给鲁迅寄上一本,还写了一封问好求教的信。收到赠书与来信,鲁迅当夜作复,自此两人开始了密切的书信往来。有人统计过,自1933年到1936年8月5日,他们共通信52次。

  1935年3月,徐懋庸准备出版《打杂集》,请鲁迅作序,一向关爱青年作家的鲁迅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他在序中说:这部杂文集“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民国文坛第一牛人的推举,无疑使初入文坛的徐懋庸名声大震。

  然而,生活的戏剧性无处不在,有时连当事人也未必看得明白。就在徐懋庸初露头角的时候,“左联”注意到他,委派宣传部长任白戈找他谈话,邀请其加盟。不久,他就被选为左联常委,担任宣传部长。次年,“左联”领导成员田汉、阳翰笙被捕,任白戈因身份暴露不得不逃亡日本,徐懋庸又担任了“左联”书记。徐懋庸进“左联”,一方面固然进一步接近了作为“左联”实际盟主的鲁迅,另一方面又莫名其妙地置身于左翼文坛的纷争中。

  1936年,围绕“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左翼文坛争论得烟巴火熏,前者是周扬提倡的,后者是鲁迅支持的。鲁迅倒是主张两个口号并存,周扬却觉得只有“国防文学”才唯一正确。此时的徐懋庸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谈了他关于无产阶级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反对“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信中还说:“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的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我写字糊涂这一层当作大缺点,我觉得实在好笑。”这封信的口气生硬、霸道,甚至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味道,这自然惹起了鲁迅的极大不快。一九三六年八月,鲁迅在《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发表《答徐懋庸并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一层层批驳徐懋庸的有关责难。批评他“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一副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业绩”,徐鲁从此分道扬镳。

  公道地说,对徐懋庸的这封信,鲁迅的反应确实有点过度

  年轻人写信不知轻重,让自己心里不爽,作为长辈的鲁迅在回信里狠狠教训一下,也在情理之中,但将牵涉到第三方的来信与回信公开发表,实在有激化、扩大矛盾之嫌。鲁迅逝世之后,徐懋庸送了一副挽联,实际上也表达了他对鲁迅此举的看法,挽联曰:“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然而,在鲁迅那面看来,自己这样做却理所当然。他在回击徐懋庸时,根本没想到这封信只是徐一人的意见,而认为是代表周扬一伙的。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其实,写这信的虽然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这里有必要简单说一下鲁迅与周扬的关系。鲁迅与周扬早先并没有过节,但周扬在“左联”存续期间,刻意排挤鲁迅,打击与鲁迅交好的冯雪峰、胡风。“左联”解散也有些自以为是,只是派茅盾通知鲁迅一下。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上,又流露出鲜明的宗派主义倾向。鲁迅既然觉得徐懋庸是周扬的代言人,自然要大批特批了。

  离开上海后,徐懋庸去了延安,他将“左联”的解散及与鲁迅的争执原原本本地汇报给了某位领导,得到理解并认为:此次争论,是在由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关头发生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后来这位领导还鼓励他解决入党问题,亲自为其挑选入党介绍人,建议他将家属也接到延安来。然而,世事如云,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中期,时时想着翻篇的徐懋庸又因为曾经与鲁迅的争执重新成为“罪人”,被贴上“右派”、“反革命”的标签,受尽磨难,以至临到逝世,依然不能盖棺论定。说他一生都活在与鲁迅争执的那个“包袱”里,一点也不为过。

  好在这个世界终究会往前走,无论徐懋庸当年给鲁迅的那封信中的观点是对是错,一个新的时代根据历史的本相作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这本身就值得庆幸。

  (作者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

  本版供图 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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