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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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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里山川隔,天文日月同”
2017-11-20 03:44:32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17-11-20 03:48:00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李华瑞 网络编辑:张小英
【导语】苏颂的诗“从来天地分南朔(一作中外),今作通逵近百年”,以及欧阳修的名句“地里山川隔,天文日月同”,都道出了宋辽间虽然政治上对立,经济文化却为一体的历史本相。

  北京自周秦至唐代,一直雄踞北方,司马迁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公元10世纪以后,北京又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的开启和对峙。

  “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

  公元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后改称辽)。契丹与中原王朝本是朝贡关系,但其势力不断壮大,武力已足以抗衡中原,并于936年扶植石敬瑭建立晋国。作为条件,石敬瑭将雁门关以北和幽州之地(《宋史》称之为燕云十六州)献出来,使契丹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北京及雁北之地归契丹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奠定了契丹雄踞北中国的基业,这有三方面的表现:

  其一,契丹开始积极采用汉族先进的统治方法,“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史·百官志》记载:“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同时,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析津府。这是北京第一次长期作为王朝的国都(陪都),《辽史·地理志》记载了当时燕京的规模:“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八门: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晋,北曰通天、拱辰。大内在西南隅。”

  其二,契丹从此拥有大片的农耕区域,“水甘土厚,人多技艺”,物产丰富。苏颂的诗句“农人耕凿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冈。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田畴高下如棋布,牛马纵横似谷量”,描绘出一幅农业耕作与农牧业迅速发展的场景。《契丹国志》记载,燕京“户口三十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时人称燕京“兵戎冠天下之雄,与赋当域中之半”,确保了辽廷财源供应充足有序、永不枯竭。

  其三,改变了北方民族在与中原王朝军事斗争中的被动局面,使契丹取得了战略主导权。燕山等崇山峻岭及逶迤的长城不再成为契丹铁骑南下的屏障,而是成为其稳固的大后方。苏辙在其《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燕山》中道出了燕山的重要性:“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首衔西山麓,尾挂东海岸”。此后,契丹与中原王朝才真正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相互对峙的局面。

  “天下视燕为北门,失幽、蓟则天下常不安”

  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战略意义是致使中原王朝感受威胁长达近二百年,契丹骑兵可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所以《日下旧闻考》称:“天下视燕为北门,失幽、蓟则天下常不安”。在167年的统治中,北宋政权对燕云十六州念兹在兹,宋太宗曾发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战役和雍熙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宋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强兵”针对的目标之一就是辽。王铚《默记》说:“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后(燕山以北九州)之志……其后永乐、灵州之败,故郁郁不乐者尤甚,怆圣志之不就也。”宋徽宗为继承神宗遗志,冒险采取了联金灭辽的政策,最终导致亡国。

  需要特别指出,宋对于辽的战略,只是要把燕云十六州全部收取回来,并无超越此外的想法。这个界限即是古北口,它作为长城北端的重要关隘,历来起着拱卫北京的重要作用。“燕疆不过古北阙”,“夷汉封疆自此分”,幽州四面平川,无险固可恃,难于控扼,宋太宗曾计划“异时收复燕蓟,当于古北口以东据其要害,不过三五处,屯兵设堡,自绝南牧矣”。由此可见古北口在宋太宗预谋收复幽蓟后防守计划中的重要性。宋辽战争中,名将杨业得到了契丹人的尊敬,在古北口为他立祠纪念。宋徽宗时期与金朝签订的夹击辽朝的“海上之盟”也是以古北口为界,“女真兵自平州松林趋古北口,南朝兵至雄州趋白沟,夹攻不可违约”“所有兵马彼此不得侵越过关”。

  宋金合攻灭辽后,宋一度得到燕京及附近六州,古北口也为宋所有,宋派“常胜军守松亭、古北、居庸关”。然而,“海上之盟”只是宋与金基于夹攻辽的短暂同盟,一旦辽亡,宋金直接接界,战争便不可避免。宋虽在古北口布军三千,但均是未经征战的士兵,当金军南下,皆不战而溃,加之归附宋的“常胜军”叛逃,最终导致古北口乃至燕京彻底为金所有。

  “讲信邻方睦,尊贤礼亦隆”

  自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宋对辽采取守势,辽对宋则采取积极的攻势。到1004年,双方签订“澶渊之盟”,结束长达25年的纷争,宋应允每年向辽输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定为兄弟之国。

  和约签订后,两国互派使者,庆吊相通,已成常例。宋朝往往妙选享有盛名的文臣出使,以彰显文化的优势,王曾、余靖、欧阳修、富弼、沈括、苏辙、苏颂等名人都出使过辽朝。燕京是使臣们赴辽的必经之地,有相当多的使辽诗表达了对失落故土的关切、焦虑、痛苦、决心收复等情怀。如苏辙的《燕山》:“哀哉汉唐余,左袵今已半”“中原但常治,敌势要自变”。另一方面,契丹人对中原抱有相当友好的情感,他们仰慕中原的先进文化,“虏廷一意向中原,言语绸缪礼亦虔”。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记载,张芸叟出使辽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苏轼字)《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苏辙诗中亦有“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之句。欧阳修出使辽朝期间,受对方礼遇有加,遂写下名作《奉使道中五言长韵》,把原本中原人眼里“其无礼顽嚣,于诸夷最甚”的契丹人,称赞为“讲信邻方睦,尊贤礼亦隆”。契丹国君也经常选派本国文学才能出众者,接待北宋使臣和出使北宋,酒宴之间诗歌酬答,别具风貌。因此,辽宋使臣往往担负起文化交流的职责,特别是北京因所处的地理位置,成为沟通辽宋的友好桥梁。苏颂的诗“从来天地分南朔(一作中外),今作通逵近百年”,以及欧阳修的名句“地里山川隔,天文日月同”,都道出了宋辽间虽然政治上对立,经济文化却为一体的历史本相。

  (作者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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