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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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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英美日把中国理论讲透彻
2018-02-26 03:53:54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18-02-26 00:00:00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网络编辑:刘洁
【导语】因此中国经济学界必须有紧迫感,必须把我们伟大的经济实践和思想,转化为国际上有广泛说服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与西方自由经济学理论分庭抗礼的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经济的重大决策,做出应有的贡献。

  李稻葵

  中国发展起来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不适应、不理解,有的甚至觉得中国人偷跑、抢跑、耍赖,占了西方人的便宜。怎么办?需要讲好中国故事。要有中国的理论,理论上不去、讲不圆,咱们在国际上、在政策发展问题上永远吃亏。这方面有很多前车之鉴。

  经济学理论讲得成功的是英国人

  1775年英国开始搞工业革命,同一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圣经》。《国富论》的基本思想就是,自由市场经济是自我平衡的,好得很,只要你搞自由市场经济,人人都受益。因为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让劳动分工很细,每个人都发挥效率。亚当·斯密给英国时代创造了一种理论、一种思想,影响了无数人,大家都觉得英国工业革命是世界的福音。亚当·斯密的继任者大卫·李嘉图,当了英国的国会议员,后来到大学当教授,也为当时英国的经济摇旗呐喊,自由贸易好、人人都受益,自由贸易的各国都发挥比较优势。英国当时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在学者那里找到了理论的、思想的根据。

  马克思虽然不是英国人,但他研究的是当时兴起的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方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奋斗了几十年,他的结论有鲜明的斗争性、实践性,充满了哲学的思考。他说资本主义的制度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理论是误导,让人误以为那个制度永远会存在。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制度有它潜在的本质性矛盾,这个理论给当时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思想指导。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哲学的思考,比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高一个层次,这么多年指导了很多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凯恩斯,又是英国人,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冲突、矛盾,包括1929年的大萧条,工人大规模失业,有人想买东西,但是工厂又不能开工,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凯恩斯提出政府必须干预,政府发债券,雇工人在地上挖个坑都可以,只要你挖坑就把工人雇了,工人就有钱了,市场就可以运转起来,他在哲学层面实际上是继承了马克思。一战结束时,凯恩斯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经济学思想者,倡导不应该死磕德国,英国跟法国应该给德国留出生路,可惜他们没有听凯恩斯的。英国和法国拼命地挤德国,把德国推向了极权主义的、极端主义独裁的死路。二战结束前夕的1944年,凯恩斯带领英国的团队应邀到美国去构想1945年战后世界的经济大格局。讲得非常好,但是可惜英国已经是明日黄花了,美国掌握了世界霸权。堂堂的凯恩斯说不过美国的国务卿怀特,怀特方案最后被采纳。

  讲得比较成功的是美国人

  美国非常有意思,建国二百多年的时间,绝大部分时间是搞贸易保护的,美国内战的结果是,搞贸易保护的北方战胜了支持自由贸易的南方,这是完全背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基本原则的。很有意思,美国从内战结束以后一直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原则上讲,没有出思想家、经济学的大家,没有思想家为自己辩护。美国推行大陆经济,搞贸易保护,不需要提倡自由贸易是说得过去的,但是美国没有出自己的思想家为自己辩护。直到二战结束,美国要主导国际秩序了,蹦出来一位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经济的领军人物,他是一个很好的传播者,作为犹太人非常会辩论、非常会利用电视媒体的传播渠道在美国到处宣传自由市场经济,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符合当时美国所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算是成功的,但是应该说不能算原创。

  接着,二战之后哈佛大学当时最有名的、最有影响的阿尔文·汉森教授,他的贡献是把凯恩斯主义引到了美国。他的学生保罗·萨缪尔森跑到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了经济系,技术层面非常强大,建立了现代整个经济学的技术体系。还有一位是萨缪尔森的侄儿萨默斯,当过美国财政部部长,后来又当过哈佛大学校长,以前是为自由贸易摇旗呐喊,最近一段时间开始转向,说自由贸易对美国不一定是好事。

  坦率地说,美国搞经济学的人多,技术完备,非常强大,但是思想层面有点土,重大思想都是来自于欧洲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还有后来的熊彼特等。

  不敢讲、讲得不好的是日本人

  最悲情的故事是日本。日本人将近三十年的经济衰退怎么来的?我认为是经济学没搞好。日本人非常勤奋,技术上精益求精,做一个汽车、做一个产品,几十年如一日,但经济学不是这么玩的。日本人的缺点是什么呢?一是学外语太慢、嘴笨,中国人总的来说学外语比日本人快一点。二是思想层面,没有学到西方的精髓,没有创新。这么多年日本的财政部、央行找不出几个能够跟美国人吵架的、在理论上能够讲得圆的高级学者或者官员。日本财政部里面的博士非常少,这么多年一碰到汇率问题、货币政策问题、具体的体制问题,包括日本特殊体制问题,他们讲不清楚。例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最倒霉的是日本,因为日本借了很多钱给东南亚国家,日本非常希望东南亚国家能够缓一口气,然后把这个钱还回来。日本人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钱不够,我们出钱搞一个亚洲货币基金来营救那些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把他们扶起来之后给我还钱,就像美国扶持墨西哥一样。美国人说不行,一定要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一步伐行动,日本人什么都不敢讲。

  必须把中国成功经验讲出来,在理论上讲圆

  所以,中国未来到2035年、2050年的发展,不光要解决具体问题,还要把中国的理论讲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市场跟政府同时使劲?过去我们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未来为什么要坚持这些经验?为什么今天的美国、欧洲会出问题?要把这个理论上讲清楚,讲不清楚一定会吃亏,这是我们的责任。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经济理论上的“贸易逆差”一定会带来经济政策层面的被动甚至败仗,而经济政策层面的败仗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倒退。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20多年的衰退,起源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而广场协议之所以签订是因为日本经济学研究长期落后于实践,在日本经济腾飞的年代,鲜有日本经济学家能够与美国同行针锋相对、从学理上反驳美国政府强势要求,没能给一线经济政策团队应有的支持。最终,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政策要求,日本经济政策界毫无还手之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结束前夜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多亏了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没落的“大英帝国”争得了超额的话语权和利益。日本的例子为我们敲起了警钟,凯恩斯的故事警醒着我们。因此中国经济学界必须有紧迫感,必须把我们伟大的经济实践和思想,转化为国际上有广泛说服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与西方自由经济学理论分庭抗礼的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经济的重大决策,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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