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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余评论作者，到专业评论人，我涉足中国评论界，已有１０多个年头了。而我所接触的评论人，有典型的草根阶层，如进城务工农民、普通市民等；有典型的中产阶层，如执业律师、大学教授等；也还有标准的上层人士，如知名学者、集团总裁、政府高官等。由于职业的关系，我和其中的很多人，成了朋友，除了工作上的来往，有时候也会偶尔一聚。因此，大家的交流，便常常会由思想而生活，由社会而个人。
而他们中，最敢于也最善于发言的，有两类人：一类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一类是资深新闻人。他们，或者占据着思想创造的前沿阵地，因而更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寄身于信息传播的核心地带，因而更希望亮出自己的态度。相对地，鉴于他们的优势所在，他们的意见和态度，往往更易于广泛传播，因而更易于为公众所认同——尽管，这些意见和态度本身，未必一定比草根阶层，更加逼近“真理”。本套书的核心作者正是他们。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领域，无论是刘翔“通吃”、高招区域歧视，还是由学术腐败而导致的学者信任危机；无论是高校体制弊病催生研究生培养质量严重下滑，致使陈丹青、王垠出走清华事件一再发生，还是香港高校与北大、清华谁为“二流”之争被全国瞩目，其最终指向都在社会机制。
在基础教育领域，不管是高考移民走南闯北，却又被一禁再禁，但依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屡禁不止，还是“８０后”教育问题凸显、“超级女声”
一唱再唱，掀起青少年ＰＫ热潮；也不管是义务教育模式探索走一看三，导致“孟母堂”静悄悄萌芽于民间之手，却又热闹闹关张于政府之涉，其最终指向也在社会机制。
而在这里，我所谓的社会机制，并非指单一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而是它们的整合，并且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加上其他很多要素，比如时代背景、社会心理、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法治精神乃至个人修为等。它们一环套着一环，一节连着一节，每一个单元出现问题，都会波及其他。因此，要解决教育的诸多问题，单靠对教育本身动手术，虽能治标，不能治本。如果不了解这一点，而只一味地开药方，则最终非但无济于事，甚至会加重病患。
事实上，不仅仅是本套书的作者们，大多数公众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没有就教育而说教育，而是往往超越教育看教育，引导人们将思想的目光投向更深远、更广阔的地方。不过，这种超越，既不是基于标新立异，也不是基于特立独行，更不是基于另类极端，而恰恰是基于常识，基于对常识的敬畏。他们从常识出发，观察、发现、思考、判断问题，然后，用再次回归常识的路径，去解决问题。这是一种从常识到常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从表面上看，似乎普普通通，实际却蕴含无限深意。
平常即伟大。在这里，常识显示出了足以令人敬畏的力量。这种敬畏，不是那种带有宗教情结的膜拜性仰视，而是一种附加了平常理性的、具有亲和力的、人性化平视。也正是因为这种平视的姿态和角度，才使我们得以更清晰地发现问题、更精准地剖析问题、更具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而我，则非常愿意和大家一道，收拾行装，踏上敬畏常识的力量这条道路，且行且远。 曹保印《中国教育热点新观察》（《把脉中国高等教育》，定价３６元；《问诊中国基础教育》，定价３２元），杨东平、何怀宏、周国平等著，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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