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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镇
出奇兵
2016-09-14 15:29:23北京晚报
发布时间:2016-09-14 15:29:23 文章来源:北京晚报 网络编辑:李亚敏
【导语】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却回答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却回答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也写到: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毛泽东得意在哪里?“四渡赤水”神奇在何处?

  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四渡赤水”堪称是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战例。

  从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从遵义一带向西挺进,到1935年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进至贵州省息烽西北地区,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转战川贵滇三省,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队重兵集团围剿之间,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摆脱了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范。

  重温大量记载“四渡赤水”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发现,“走”“打”结合:以“走”调动敌人,为“打”创造战机;以“打”挫败敌人,为“走”创造条件。在“走”“打”的同时,又辅之以“变”和“诈”,即敌变我变,兵不厌诈。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化被动为主动,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和作战地区,在数十万敌人之间飘忽往来,主动创造和寻找战机,有效歼灭敌人,从而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1935年2月16日,红军接到以下命令,这也可以被看做是长征路上的口号:“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我们决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还可能回来。”

  命令是中央军委下达的,听起来却纯粹是毛泽东的风格。接下来的六周时间内红军的生死就由这个口号掌控。红军在这段时间里迂回行进、来回穿插,他们后来再未接到过如此令人迷惑的命令。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为之大惑不解。有时候国民党对红军行踪的报告比实际情况几乎晚了一周。

  国防大学军事史专家徐焰和马祥林在《重解长征之谜》一书中点评“四渡赤水”:红军长征行军路线的标图中,最为复杂曲折的路线是在贵州遵义及其西北地区,即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有人形容此时的红军为:瞻之在前,忽而在后,空灵奇幻,如神龙在天,见其首而不能见其尾,把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幕僚玩弄于股掌之间。

  刘伯承元帅回忆起四渡赤水时,深刻地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

  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调整行动方向。及时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从失利中寻找胜机,化不利为有利,化被动为主动,一次次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转坎坷为通途,不仅体现了红军顽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也同样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的伟大之处。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专家金一南教授在《苦难辉煌》一书中写到: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所举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之间。

  又有《长征组歌》中豪迈地唱到:“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两次败仗与用兵真如神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金一南教授在分析了两次战斗的成败之后写到:伟人从来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从土城战斗失利后立即放弃北上渡江计划改为西渡赤水,到古蔺、叙永一带受阻马上采纳彭徳怀、杨尚昆建议改取川滇黔边境,皆可见工农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战略战术又回来了。说毛泽东又回来了,意义正在这里。红军请回来的不是一尊万无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的人。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与非凡,毛泽东作为这个党的领袖的伟大与非凡,并不在于那种充满佛光神意的被神化的计划或预言,而在于它的实践。

  不屈不挠的、百折不回的实践。

  那是共产党人最富生机和最为鲜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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